刘鸿武教授撰文谈中国区域国别学“十三五”成就与“十四五”展望
日期: 2021-12-27 编辑: 供稿单位: 非洲研究院

学术乃国之重器,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历史进程中,区域国别学作为“经国济世”之学,其战略价值日益凸显,日显重要。


浙师大非洲研究院自2007年成立以来,在刘鸿武院长的带领下,就始终致力于“非洲学”这一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近年来,刘鸿武院长在不同场合对“区域国别学”这一学科概念及其内涵做了阐释:“区域国别学,即以聚焦地域为特征,重视常识与思想形态的地域适应性和时空关联性,重视从特定地域与时空结构开展适宜性研究,建构适地性常识体系,形成可以系统阐释、引领对这一特定区域的一般性、普遍性问题具有说明力的地域学学科群落与常识体系,以为天下治理之大用”。


围绕这一核心概念,浙师大非洲研究院通过创新实践形成了“学科建设为本体、智库服务为功用、媒体传播为手段、扎根非洲为前提、中非合作为路径、协同创新以赋能”的六位一体区域国别学建设路径,为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做出了系统化、专门化的创新探索,被教育部称誉为高校区域国别学建设“具有代表性、示范性、推广性”的“可落地”的建设案例与经验模板。


在此基础上,2021年,刘鸿武院长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十三五”回顾与“十四五”展望》(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撰写了“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专题报告”,报告回顾总结了“十三五”时期全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进展,剖析存在的问题,并对“十四五”时期发展趋势、学术前沿、重大问题作了系统阐释。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十三五”回顾与“十四五”展望》书籍




中国区域国别学“十三五”成就与“十四五”展望


刘鸿武


一、区域国别研究的中国源起与民族传统


区域国别研究近年成为中国政治学尤其是国际问题研究的热门领域,呈现出日益繁荣的景象,这与中国日益成为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具有自主意识与某种全球作用的角色有很大的关联。近年来中国日益重视全球性的区域国别研究,甚至一些遥远的小国、岛国、弱国、穷国的研究也开始受到重视,这一新的趋势给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视野拓展与观念变革,给当代中国域外常识的丰富与创新,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事实上,中国有深厚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实践积累。历史上中国不仅要处理好国内东西南北间复杂多元多维的民族、种族与学问关系,而且作为一个周边国家、民族、学问极其复杂多样的洲际规模的大国,中国自上古之时起就特别重视对于境内外之中原与边疆、华夏与四夷、本国本族与他国他族之复杂关系的认知,从而形成了丰富而久远的中国区域、地理、环境、民族、学问等不同维度的常识传统和治理经验。


中国最早一部有关区域国别研究的经典之作是孔子整理的《诗经》。《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就是当时通过田野调查、民间采访所获得的国情、区情或民情,这些资料按孔子的理解, 可观民情、听民声,从而美教化、移风俗、施良策、治天下。汉代以后,中国常识思想体系渐趋于成熟,班固撰《汉书》, 专门设《地理志》之部,承继了《诗经》写十五国风的传统,分别推论自远古夏商以来的国家疆域沿革变迁,政区设置、治理特点。这一传统后世连绵传承,促成中国古代史上形成了发达的具有资政治国意义的“疆域地理学”或“政区地理学”。除正史外,中国发达的方志学、郡国志、地理志,也是历史上中国“区域研究”重要常识传统。国家治理、社会协调、区域管理,都强调“入乡随俗”,要“因地制宜”“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这些思想传统都十分重要而有价值。


二、“十三五”时期取得的重要进展与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进展与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开始起步,在中国科学院建立了国际研究学部,有关国际问题研究的机构逐渐建立。万隆会议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以亚非拉国家为研究重点的区域国别研究有了现实的需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按照毛爷爷同志的指示,开始在中央部委、全国高校布局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如在中联部建立了亚非研究机构,后归并于中国科学院,在高校也成立了一些科研机构,大体分工是北京大学重点开展亚非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侧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研究,复旦大学主要研究美国和欧洲,此外,一些地方院校形成了按地域分工的国际问题研究结构,如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主要关注东南亚研究,西北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主要关注西亚南亚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主要关注东北亚、日本研究。进入“学问大革命”时期,专深系统的研究工作停滞,但做了一些翻译与资料编辑工作。


“学问大革命”结束后,国际问题研究开始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地省区社会科学院建立,专门化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在中央和地方都获得了推进。在高校系统,基于学科传统与地域特色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逐渐增加。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研究重点聚焦于欧美西方发达国家,其次是苏东国家、周边国家,周边研究有一定拓展,形成东南亚、南亚、东北亚、中亚研究的划分,相对受到忽视的非洲和拉美研究也有一定的发展。


2012年,教育部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了首次“区域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工作会议”,批准成立了37个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全球主要大国、主要区域和地域都有分布。为适应“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国家加大了对区域国别研究和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力度,到2018年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第四次交流会议时,全国高校已有近400家研究机构成为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基本覆盖了全球主要区域和国别,包括一些长期受到忽视的小国、岛国。


目前国内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机构大致如下。


东南亚南亚研究方面: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院、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云南大学东南亚南亚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广西大学、贵州大学也有相应力量;各地方省市社会科学院如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广西社会科学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有相关机构,广西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等高校也设立有专门机构。


中东中亚研究方面:主要机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兰州大学中东研


究所、新疆大学中亚研究所、宁夏大学中东研究院、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


拉美和大洋洲研究方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厦门大学、上海大学、聊城大学、福建农林大学也建设有拉美和太平洋岛国研究机构。此外,近年来在一些外国语大学也建了拉美研究机构,如四川外国语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等。


非洲研究方面:主要有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广州外语外贸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商务部研究院,也有非洲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


代表性人物和主要成果:区域和国别研究的专业性比较强,需要长期的常识积累与扎实的现实跟踪,要形成稳定的研究队伍,出现著名的学者,并不容易。总体上看,重要的研究人员一直比较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研究机构和大学中,但这些年来队伍逐渐扩大,年青一代成长明显。


东南亚研究方面,老一辈有北京大学张锡镇、中国社会科学院张蕴岭、厦门大学庄国土、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贺圣达,中青年一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向阳、许利平、林海林、北京大学翟崑、暨南大学张振江、曹云华、云南大学李晨阳。南亚研究方面,已去世的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是开山鼻祖,影响甚远,中老年学者如四川大学张力、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任佳,中青年学者如复旦大学林民旺、张家栋、四川大学孙士海。中东中亚研究方面,已去世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纳忠先生,开创了当代中国阿拉伯语言学问和历史研究先河,中老年学者如北京大学安维华、西北大学彭树智、王铁铮、黄民兴、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光、殷罡、王京烈、邢广程、上海外国语大学朱威烈、刘中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李绍先、兰州大学杨恕、云南大学肖宪、上海社会科学院潘光,中青年一辈如浙江外国语学院马晓霖、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林聪、北京语言大学罗林、上海社会科学院余建华、上海外国语大学孙德刚、西北大学韩志斌。拉美研究方面,中老年学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徐世澄、江时学;中青年学者如中国现代国关院吴洪英、孙岩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郭存海等。非洲研究方面,老一辈学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葛佶、杨立华,北京大学夏吉生、陆庭恩、宁骚,华东师范大学艾周昌,南京大学姜忠尽,以及一批具有研究能力的退休大使如艾平、刘贵今、程涛、舒展;中老年学者如上海师范大学舒运国,浙江师范大学刘鸿武,华东师范大学沐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宏明、贺文萍,中国人民大学刘青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徐伟忠,北京大学李安山,南京大学张振克、刘成富,武汉大学王战,上海师范大学张忠祥,湘潭大学洪永红,湖南师范大学陈晓红等;近年出现一批较年轻研究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新烽、李智彪、姚桂梅、安春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罗建波,浙江师范大学万秀兰、吴卡、周倩、刘云、王珩、李鹏涛、徐薇、牛长松、周海金,云南大学王涛、梁益坚,北京大学潘华琼、刘海芳,上海师范大学刘伟才等。还值得一提的是, 近年来,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重视对象国学术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如格特大使(南非)、约罗参赞(马里)、和丹博士(索马里)、迈克博士(尼日利亚)、李坤博士(尼日利亚)、罗德里格博士(喀麦隆)等,他们长期在华工作,经常在非洲学术刊物和主流媒体发文,在各场合演讲,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起到了沟通中非学术的特殊桥梁作用,这一成功的做法和经验,值得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参考借鉴。


(二)对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内涵的再认识


“区域研究”的基本特点是“区域性”“专题性”“综合性”和“实践性”的综合运用,要求有纵横开阔的学术视野与灵活多维的治学方法,有服务于现实的实践可操作性。从目前趋势来看,这一学科的发展,有可能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点。


如前所述,所谓“区域性”是指以某个特定自然地理为范畴的研究,该空间范围可根据对象与需要不同而有差异,可大可小。大者如非洲、拉美、西亚、中东、东亚、南亚、中亚之划分;小者,非洲研究中就可划分为东非、西非、北非、中部非洲、南部非洲的研究,或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洲之角、非洲大湖地区、萨赫勒非洲等各特定区域研究。拉美可分为加勒比地区、墨西哥与古巴、巴西与南美大陆等。也可按照语言学问、宗教传统与种族集团而开展的专门化研究,如“班图学问研究”“斯瓦希里学问研究”“豪萨学问研究”,等等。


“区域化”研究也是“国别化”研究,即按照“国家”这一政治疆域开展专门化的研究,比如非洲研究就可做非洲54个国家的专门化研究,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埃及学”“尼日利亚学”“埃塞学”“南非学”等。国际上也有所谓的“埃及学”“埃塞学”的学会、机构与组织的存在。


无论区域划分大或小,“区域化”研究总是将其某一特定的自然或学问的“区域”作为一个有内部联系性、相似性的“单位”进行“整体性研究”,探究这一区域上的一般性、共同性的种种政治、经济、社会、学问的结构与关系、机制与功能、动力与障碍、稳定与冲突等问题。


“区域国别”研究之下,可作进一步的“专题性”研究,对此特定区域与国别的问题作专门化研究,比如,对非洲的政治、经济、环境、语言、安全等专题研究,即“非洲+学科”的研究,如非洲政治学、非洲经济学、非洲历史学、非洲语言学、非洲民族学、非洲教育学等。“综合性”研究是指这类区域研究往往具有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综合特点,需从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军事与外交等不同角度,对这一区域的某个专门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比如,研究非洲安全问题,就要同时联系其经济、环境、民族、资源、宗教等问题作综合研究。


刘鸿武教授有关区域国别学的著作:《非洲学发凡》《从中国边疆到非洲大陆》


(三)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缺乏自主性、原创性、系统性、长期性、专业化的基础研究支撑。区域国别研究具有突出的专业性、适地化特点,要求研究者一方面有深厚国学基础与自主见识,另一方面又能长期系统地跟踪、观察、熟习研究对象之一国一地。对于世界各区域、国别、民族的区情、国情、民情的历史与现实千差万别,研究者很难从全球层面上来把握对象,只能深入某一地某一国,长期跟踪,积累一线体验、获取一手资源、结识一流人脉,方可把握真实情况,做出扎实的研究,得出可靠的结论。目前国内区域国别研究,有的往往停留在肤浅表面现象,或臆想研究对象,有的搬用西方教条和空泛概念,玩文字游戏与文献堆沏,许多研究不深入、不具体、不管用。


第二,缺乏机制化、机构化、实体化的专门科研机构的长期建设。长期以来,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人员散布在不同行业与领域,一些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多是挂牌的“三无”机构,“无编制、无经费、无场地”,聚散随意,或半路出家,或行半而弃,能够长期稳定存在、形成深厚学术积累和高深成果的寥寥无几。因为缺乏机制化、实体化机构支撑,目前全国数得上来的成建制的、稳定存在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还是屈指可数。


第三,缺乏专业化的学科与学位建设和人才培养平台来支撑一些重大基础项目。区域国别研究因为涉及范围广泛,具有跨学科、跨领域、跨地域研究的特点,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人学科背景多样,各自以固有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手段进入区域国别研究领域,难以形成稳定成熟的专门化常识体系。目前国内人才培养按照传统一级学科布局,从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来培养人才,不能按地域聚焦来培养人才,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建设、学位建设、师资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总体进展都比较缓慢。


第四,缺乏专业性、多样化的研究资源和研究基地建设来支撑专门化研究。长期以来,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大多停留在“一支笔、一张纸、一篇文章”的“学者工作坊”书斋式状态,闭门造车,自说自话,做沙发上的知识,缺乏长期在对象国留学、调研、访问的经历,也缺乏一手资源积累,往往是抄袭借用西方的东西,深受人家的影响与牵制。与欧美国家到处都是亚非拉主题的博物馆相反,目前国内如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那样建有专业博物馆的研究机构很少,绝大多数机构都没有专业性的对象国博物馆、影像馆,大众常识普及与传播也很难开展。


第五,缺乏畅通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与交流协同管道来推进双方的常识共建与共享。区域国别研究对象是世界各国各地的事情,大家研究人家,先要懂得人家,拜人家为师,向人家学习,这就需要有十分畅达直接地与对象国学者交流、合作的机制,在深度对话沟通中寻求双方的思想交流与智慧共享。目前我国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很少聘请对象国的专家学者作为科研人员,自己的科研人员也很少在对方国家长期工作,赴对象国作访问调研的手续繁杂,程序冗碎,影响着相关工作的开展。


第六,缺乏政、企、社、学、商之间的整体协同与统筹安排来提升成果的实际效应。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地理学、区政学的核心精神,区域国别研究的活力在于它是一种行走在大地上的知识,必须服务于国家发展现实需要,紧密围绕“国家关心、企业关心、社会关注、百姓关心”的主线来开展研究、评价成果、奖励贡献,而目前国内多数区域国别研究还是停留在自己的体制内作学者间的微循环,自说自话,所谓的“影响因子”其实只是学者小圈子的相互引用,对国家、社会、大众能产生的影响或关联很小,在对象国的影响就更小了,这种自我封闭的状态如不不上实质性的学科建设意义。


(四)推进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若干建议


2016年5月17日,习大大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二是学科体系不够健全,三是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他提出四个步骤解决办法,一是突出优势,二是拓展领域,三是补齐短板,四是完善体系。他提出,“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


区域国别学正是一个新兴交叉学科,是我国学科建设中的“短板”,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重要突破点”。为此大家建议从如下方面努力。


第一,把“区域国别学”提升到服务国家发展重大战略的支撑学科的高度,作为“特色学科”列入新一轮国家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中,给予专门化支撑。以切实举措加强专业学科基础建设,形成专门化的“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学位、师资、课程、教材建设平台。建议设置“区域国别学”为特色学科的博士、硕士专业,其二级学科如区域国别研究理论与方法、非洲学研究、拉美学研究、亚洲学研究、中东学研究、亚太学研究、中亚学研究、欧美学研究、南极北极研究等,努力培养专门化师资、编撰专门化教材、建设专门化课程、培养专门化人才。


第二,推进专业化的区域国别学的科研条件建设,包括专业数据库开发,世界各大区综合博物馆、专题博物馆建设,特色语言文字和文献档案馆建设。区域国别研究是具有古典气质的基础研究,许多专题领域研究具有冷门、绝活、秘传的特点,没有专业化系统化的常识积累和基础条件建设很难实质性地推进。建议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努力建设非洲博物馆、亚洲博物馆、拉美博物馆、中东博物馆,及专题领域如古典文明博物馆、东方语言文字博物馆、丝绸之路博物馆、亚非人类学博物馆等。目前培养的相关专业的博士硕士,没有对象国的基本功、童子功的扎实修炼,一些特色工具手段不足,应努力补上短板。


第三,采取特殊举措,制定一个系统推进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的国家方案与国家标准,努力培养复合型、跨学科、专业化加外语能力的通用型区域国别人才。制定基本的目标与方向、原则与框架,由各高校和科研机构根据自己的区域国别研究对象特点来细化方案。包括从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阶段的对于不同专业的阶梯式人才培养方案。本科阶段采用通识型的人才培养方案,从世界文明史与古典学术层面系统学习“文史哲+外语”通识型专业,获得广博常识积累;硕士生和博士生阶段,则偏向于区域国别专业化的深化学习,如非洲研究、拉美研究、亚洲研究、欧洲研究、美洲研究、亚太研究等,毕业时分别授予区域国别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第四,审慎而积极地引进研究对象国家的高级专业人才,尤其是需要启动一个专门面向非洲、拉美、亚太国家的各类区域国别专业研究人才与师资队伍的培育引进专项。实现我国区域国别研究人才队伍的国际化改造,逐渐形成中国学者与对象国学者紧密合作、相互学习、共同创造常识的局面。建议启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外国学者特殊专项”,主要为非洲、亚洲、拉美、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学者申报,也可面向在中国学习的相关国家留学博士生和硕士生。启动诸如“非洲学者论非洲”“拉美学者论拉美”丛书撰写项目,由 亚非拉和中国学者合作重新撰写世界与本国的著作,改变以 往通过欧美西方学者著作来看世界的缺陷。


第五,重视跨学科跨领域的专业人才整合,建立一批具有综合实验、数据处理、信息加工、智能服务的文理工交叉的“区域国别学综合实验室”,开发编辑相关专题数据库,制定人才培养与成果转化的指南,形成以我为主的话语形态与概念体系。分区域、分地域、分主要国家和组织推进相关专业数据库、信息库、实验室、文献收藏室的建设,并且通过与研究对象国的国家档案馆、博物馆合作,双向培养中方人才与对象国人才,支撑研究对象国也相应地建设中国博物馆、中国研究中心等机构,形成诸如“中国的非洲学”与“非洲的中国学”的双向建构与常识共享,最终建立起中外共建、共通、共享的常识体系,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常识与思想准备。


三、“十四五”时期的发展趋势和学术前沿


(一)主要发展趋势


第一,非西方世界常识体系逐渐复兴并成为未来全球区域国别常识的主体。过去五百年,随着西方世界的兴起并逐渐征服世界,西方的本土常识也逐渐传播于全球,包括西方对于非西方世界的认知与研究所形成的常识形态,也主导世界的被冠之于“普世常识”的光环,而支配了人类的常识形态。但是,随着今日非西方世界重新崛起,非西方世界对于世界的认识与研究也随之有了崛起的机会。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在东西南北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相互认知与了解基础上的更加平衡与多维的人类常识体系重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与气度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以及它所提供的新的常识体系与思想智慧,也将为人类全球常识体系重建做出特殊的贡献。


第二,全球范围内的人类区域国别传统常识与现代复兴发展常识创造两者间将形成新的互动建构形态。过去那种将传统常识与现代常识相分割、前现代与现代常识相对立、西方常识与东方常识相对抗、北方常识与南方常识相撕裂的格局将被突破。整合、融合、拓展了人类各种区域文明与国别常识的人类常识新综合体系,需要在人类平等交往、相互敬重、交流互鉴的基础上,获得新的塑造和推进。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建设起一种共建、共通、共享的人类新常识体系, 并以这样人类共享的常识体系,助推人类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这方面,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学者应该有更多的机会,也应该有更高的抱负和眼光。


(二)学术前沿问题


第一,非西方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未来发展的道路选择与常识重建,如何获得实质性、自主性推进,并且在与西方常识的互动中重建人类新常识综合体。


第二,经过数百年西方主导的人类常识体系建构进程后,非西方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如何重建自己的常识体系与发展理念,保护人类传统常识形态并赋予其现代的意义。


第三,克服传统旧式的那种不平等、不公正、不可持续的全球化缺陷,而开拓公平、公正、可持续的新型全球化,需要什么样的全人类区域国别发展常识的共同支撑。


第四,建构开放形态的人类区域国别常识体系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技术支撑,人工智能与新技术手段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如何运用,如何建构大数据条件下人类各区域各国各民族的常识体系。


(三)重点研究课题


1.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战略路径与政策支撑


本课题需要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系统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推进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宏观战略、基本路径、政策支撑、平台建构。本课题可以演化成若干个分领域、分地域、分专题的研究课题,分别对非洲、亚洲、拉美、中东、亚太各大区域国别研究的专题问题进行更深入细化的研究。


2.新时期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总体规划与地域分布的战略研究


本课题主要研究新时期推进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整体规划与分地域、分领域、分国别研究的对策,研究全国各科研机构与大学如何在分工有序、整合有效的基础上,形成中国对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区域所有民族的全覆盖研究,以及推进这一工作的国家政策协调与学科建设战略。


3.新时期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综合大数据开发建设与利用


本课题研究在新时期推进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所需要的专业大数据平台、系统化的专业实验室,博物馆、文献馆、翻译馆建设。如何开发建设多语种的古典文献与现代资料库,从而提供区域别研究所需要的公共平台。


4.中国学术传统中的区域国别学优秀遗产总结与当代发扬


本课题着重从历史纵深的视野上回顾考察中华学问多元一体形态与中华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历朝历代处理境内与境外、内地与边疆、华夏与四夷、本国与他国的关系的种种历史经验与治理智慧,并从近代以来中国追求民族复兴而努力走向外部世界所形成的域外常识与思想智慧以及这一过程中,研究提炼出具有中华学术精神的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理念与方法,形成中国特色的全球区域常识体系,以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编辑:程松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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